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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主体维度的思考

出处:唐玉    发表日期:2015-12-03 11:32:55        打印 关闭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主体维度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10月。
      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和政治制度被首次提出。伯纳德·曼宁的《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1987年)和约舒亚·科恩的《协商与民主合法性》(1989年)两篇文章成为这一理论建立的奠基之作。此后,协商民主理论受到政治理论学家们的广泛信奉,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形态的最新发展与重要成果之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区别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一种独特民主制度,它并非对西方协商民主的复制、模仿或简单借用,而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实践中逐步探索与创造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民主形式。正如西方的各种民主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形形色色的意义,它们涉及到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也涉及到完全不同的理想模式,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文化背景、发展进程、本质特性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独特性。
      中国政治基于两大规定性展开:一是社会主义的规定性,二是人民民主的规定性。这两大规定性的制度基础分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是以这两大规定性为基础的,构成了它与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所在。同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还表现出实践与理论并行的个体特性,具有独特的理论来源、运行过程和价值目标等。我们既要面对中西民主化的历史落差,又要认清当前中国政治转型和发展的特殊性;既合理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成果,又立足中国国情,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之道。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确认了“协商民主”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概念,进而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行了规划和部署,这为我国的协商民主研究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和定位。
      公民理论作为协商民主理论的一大子命题,始终居于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公民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关于公民个体(或团体)自我及其目的,以及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的学说。民主理论的必要性在于其作为一种社会条件,能够为个体实现自我及其利益提供必需的社会条件或环境。也就是说,公民作为民主政治的行动主体,既具有权利与义务的综合身份特征,也具有社会行动的特征;而民主则是在一定的公民观基础之上,对公民个体提供必需的和保护性的社会条件或环境,既具有政治意义上的制度特征,又是某种意义上的公民行动的综合。基于此,本书尝试搭建公民理论与协商民主理论之间的逻辑关联,探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围绕公民理论相关问题的基本观点与主要贡献,并结合浙江省的地方民主实践进行样本分析与归纳,探讨公民理论对民主制度良性运作的支撑作用,以及公民建设对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和制度化发展的积极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位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政府效能和服务水平的提高、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社会生活的全面民主化、法治化,等等。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与现代公民的培育和养成密切相关,后者能够为前者提供合格的参与主体、管理主体和监督主体。因此,公民建设既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方面受到传统“臣民文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又承受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中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冲击,公民建设或由“臣民”、“子民”向“公民”的现代转型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民主制度建设(包括民主制度、法律制度等在内的综合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等。直到80年代以来,“公民”的培养才开始成为我国学校德育的目标。对比西方公民之现代转型和后自由主义的双重困境,我国的公民建设应该如何找到真实、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既形成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正向推动和全面提升,又从民主实践中获取脚踏实地的着力点和不竭的动力?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全书的理论出发点和现实关照。
      当代公民理论之要旨在于既肯定个体的利益诉求,又倡导公民以共同体成员身份参与公共事务,实现“公民—社会—国家”三位一体的政治理想。民主之于这一要旨,既是实现手段,也是价值本身。协商民主理论,从参与主体、前提条件、价值取向、实现目标等方面来看,与公民理论均具有较高的契合性,可以认为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的、重要的内在关联。同时,公民理论在公民身份、公民权利、公民参与、公民文化、公民意识、公民社会等方面的具体展开,为协商民主的地方实践提供了基本的主体准备,而后者也可以对上述方面产生最直接、最有效的提升效用,形成二者之间的正向互动。
      公民观念的兴起与协商民主的历史演进也是息息相关的。清末民初启蒙知识分子在心仪西方民主宪政的同时,开始拥抱并宣扬西方公民观念,开启了近代中国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之路。其间对公民教育的大力倡导,体现了知识分子们希望在中国构建起具有自由民主意识的现代公民和现代公民社会,最终实现民主政治转型的远大志向。这些理论与实践探索不仅传承和弘扬了本土的思想资源,而且为中国协商民主思想与实践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与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主要体现为以各级人民政协为平台的国家制度层面的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内的协商民主,以及地方民主恳谈、民主听证会、社区议事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互联网公共论坛等多种形态的基层民主协商。这些探索实践,不仅是我国统战理论史和党建史上的民主探索,也是西方最新理论成果与我国地方民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在国家制度和基层形态两个层面均取得了诸多成功经验,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协商民主理论在非西方民主政治框架内的运用与发展。我国的协商民主为世界范围内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与探索提供了非西方的新模式与新经验。
      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面临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后自由主义问题,需要通过民主建设充分发挥其维持稳定、增进信任、提升合法性等方面的积极功能,并与国家能力的提升保持一致。中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在非西方式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内寻找符合自身需求的发展路径与方法。当代协商民主理论之所以能够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相结合,一是由于既有政治协商制度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内在契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此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二是由于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作为一种完善公共决策的民主程序与方法,而不是一种基本政治制度,可以为不同政治制度所采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既可以看作对自由民主的纠正与弥补,也可以看作一种全新的批判与超越。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正是协商的民主方法在非议会民主与宪政的政治制度框架内的运用与结合,是中国在提升国家能力与推进民主政治的双重任务中,对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形式的全新探索与初步成果。因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与西方协商民主具有本质差异的民主模式,需要在中西语境的对比背景之下,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内涵、类别、层次、主体、手段、保障、特征、价值等方面明确其不同于西方的理论意蕴。
      从协商民主的发展与未来来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是我国国家制度层面的原创性民主设计,也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我国具体的民主实践相融合的产物,充分展现了一种作为方法论的民主协商能够应用于具有不同背景的差异性政治框架之中的强大实践动力与适应力。尽管当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与探索面临着公民参与能力与责任感不足、缺乏监督机制、易流于形式等诸多挑战与困难,但民主主体由精英向公民的扩展、公民参与式的协商民主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我们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社会、公民的共同努力下,随着参与型政治文化、公民教育以及民主实践的日益成熟,公民的协商能力与素质不断提高,以及相关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与国家能力能够得到同步推进,实现更为均衡的“双元发展”。